「我们儘管被资讯给淹没,却仍旧渴望智慧」──关于知识、媒体与

时间:2020-06-11

去年,我为了蒐集论文资料,到日本待了一年,期间也四处旁听一些课。有次上课,不知提到什幺,授课老师突然感叹地说:「现在日本大学什幺都要产学合作,连人文学科都要产学合作。可是,我们学历史能跟谁产学合作呢?」

说完,他用一种日本人常见的腼腆表情,一边摇头,一边无奈地笑了笑。

过去一阵子,我对历史与其他的人文知识在公共生活扮演的角色,产生了很大兴趣,所以找来一些相关的书和文章,希望了解其他人如何思考这个问题。

这样的讨论近几年来到处可见,从专业学会的刊物,到一般性的报刊杂誌,还有些学者将想法集结成书。两年前,两位学者David Armitage与Jo Guldi共同撰写的《历史学宣言》(The History Manifesto)一书,就触及了这个问题。

「我们儘管被资讯给淹没,却仍旧渴望智慧」──关于知识、媒体与
David Armitage与Jo Guldi共同撰写的《历史学宣言》(The History Manifesto)|图片来源:The History Manifesto

他们利用统计方法,回顾历史学界过去数十年出版的作品,得到一个结论:历史学者的研究时段越做越短,题目越来越小。对此,他们提倡一种「长时段」的回归,期待学者能够运用新的技术,大胆地挑战新的历史议题。他们也主张,历史学者应该以自身的研究,介入政策制定的过程,提供国内与国际治理的建言。

长时段的历史研究、并作为政策参考,这样的方向是否真是未来历史学界值得努力的目标,恐怕仍有许多讨论空间。不过,Armitage与Guldi两人指出的现象,也是其他许多人的观察:最近这几十年来学术研究的日益高度专业化,固然有其正面贡献,但也让人文与社会科学距离社会一般人越来越遥远。

是读者对人文知识越来越没兴趣吗?未必。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到学术圈之外,看见的会是另外一幅光景。另一位历史学者Jonathan Zimmerman是这样说:

他对这样的情形多所不满,因而有点尖刻地写着:

他用了一个比喻,这样的学者,好像是找不到舞伴的高中生。为了自我防卫,他们只好宣称,自己打从一开始就不喜欢跳舞。

Jonathan Zimmerman也引用了个经典的例子,是美国南北战争史的顶尖学者James McPherson。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的McPherson,除了研究精湛,文笔也甚为动人。他曾经撰写了Battle Cry of Freedom一书,厚达九百多页,并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,却引起热烈的阅读风潮,蔚为畅销。但他大概万万没想到,受到一般读者欢迎的自己,反倒得面对学术界的质疑。一个学术会议甚至取消了原本以该书为主题的场次,只因这本着作太受大众欢迎──似乎暗示着它不够「学术」。

「我们儘管被资讯给淹没,却仍旧渴望智慧」──关于知识、媒体与
美国南北战争史学者James McPherson的着作Battle Cry of Freedom|图片来源:Amazon

去年夏天,一群朋友和我开始在「故事」上头写文章。不少朋友看了,认为我们是在做大众史学,或是普及史学。我对这两个标籤都有所保留,虽然这样的观察并非没有道理,但总觉得无法捕捉到心中真正想做的事。

我之所以有所保留,原因是,如果过度聚焦在谈论「大众」史学,很容易让人强化专业与普及之间的对立,好像两者就是泾渭分明、截然不同的文类。紧接而来的想法,常常是:大众就是喜欢浅薄、轻鬆(往往也意味不够严谨)的知识。但这样的预设未必正确。

其实,一个同质性、单一的大众并不存在,这个概念本身就值得检验:究竟多「大众」才算「大众」呢?此外,大众与专业也不是对立的概念。所有专业的研究者,踏出了自己钻研的小小领域之外,就是大众。一个日本古代艺术史的专家,可能对二十世纪非洲的政治史毫无所悉。许多在学术界影响深远的研究,本身也是好看的历史着作。

我第一次阅读Carlo Ginzberg的名着《乳酪与虫》(The Cheese and the Worms)一书时,意外地发现出版社将其称之为精彩的大众史学着作,与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《蒙大犹》(Montaillou)并列。熟悉西方当代历史学的读者,大概会联想到Natalie Zemon Davis的《马丹.盖赫返乡记》(Le Retour de Martin Guerre)一书,它让作者在专业领域的声名鹊起,又同时席捲了书市,甚至有人埋怨,马丹.盖赫的名气几乎要超过马丁路德。

换句话说,纠结于谁是大众、如何普及这类的问题,或者是急于画清专业与大众之间的界线,有可能搞错了方向。历史研究固然有专技性的一面(比如年代与史实的考证),但它最终的目的,是帮助人们理解人类社会与生活。这样的关怀,不应该,也不会只限于特定的专业圈子当中。

相比之下,如何找出历史与其他人文知识真正有价值、真正予人启发和感动之处,并寻找呈现知识的各种可能性,透过不同方式,将之传播出去,在我看来是更有意思,也更根本的问题。

在这个大的主题之下,有两个值得思考的面向。一个是写作。

英国历史学者Hugh Trevor-Roper曾说:「你或许可以看遍全世界的档案,但缺乏了判断力,你不可能把事情搞对,而不注重写作,没人会要读你的东西。」

写作的重点在与读者沟通。在一个高度专业化的学术世界里,写作大概很难受到重视,因为每个人只需要写给寥寥可数的同行,而他们是别无选择,不得不读。(虽然这不排除有个别的研究者特别善于写作)可是,一旦踏出以专业为名的圈子,如何遣字造句,如何开场,如何结局,甚至是如何选择标题,突然之间都变成了重要的问题。你需要给读者一个阅读的理由,也要提供足够的吸引力,让他们愿意读下去。

我喜爱美国史学者Jill Lepore的作品,她除了在大学中教书外,同时还定期为杂誌《纽约客》(The New Yorker)写作。阅读她的文章,永远是种享受。儘管她所写作的主题,我可能毫无涉猎,也缺乏专业知识,但却能透过她极为巧妙的叙事,宛如漫步般踏入另一个全然陌生的世界。那样的阅读,不是为了下次的考试,不是为了另一个文章的注脚,而是满足一种智识上的愉悦。

每次看完这样的文章,总忍不住想,我们能不能有自己的《纽约客》、《大西洋月刊》(The Atlantic)、或是《纽约书评》(New York Review of Books),那样具有深度、知识性,但却不会充斥着恼人的术语,不被僵硬的学术规範侷限,充满热情、吸引人的文章。

除了写作之外,另一个同样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是媒体/媒介(media)。

现代历史学跟其他的人文学科一样,在过去一百多年间演化出了一套準则,逐渐稳固下来,有时彷彿变成了不证自明的道理。但稳固往往也暗藏僵化和形式主义的风险。因为专业化,我们对历史知识的定义似乎不断在缩小。它需要经过一定流程,遵守一定格式,它需要发表在学术刊物之上——随着学术刊物越来越多,它还必须刊登在特定的刊物之上,否则就失去了作为知识的资格。

这些规範都有其内在的逻辑和道理,但它们既然是在历史中演化出来的,就不会是永恆不变的真理。换句话说,它们会继续改变下去,特别是当外在环境产生了剧烈的变化。

网路的出现,就是一个剧烈的变化。如同印刷书的出现,彻底改变了知识的面貌,网路作为一个新的「媒介」,必然也将来巨大冲击。就这一点而言,我们应该可以从过去数十年的书籍与知识史的研究中,获得许多灵感和启发。也许几百年后回头看,我们就像是活在印刷书刚刚诞生的年代,还不知道它会为这个世界带来什幺改变,对于它所隐藏的巨大能量,有人感到兴奋无比,也有些人充满疑惧。

不过一直到今天,学术界对于新媒介的可能性,仍然显得保守。相较之下,网路彻底挑战了传统新闻的许多游戏规则,也逼着传统新闻业不得不转型,进而激发出各种可能性,过去几年内,各式各样的实验,正如雨后春笋般冒出。

《纽约时报》在2015的年终,回顾了该社在过去一年推出最精采的五十个「互动式叙事」,非常值得一看。看了让人要想,如果把内容的新闻报导换成学术论文,能不能也有同等精采的效果?(其实以其中内容之深刻,似乎也不输给学术论文了。)

此外,过去几年,新闻界也发现「长文章」(long read)在一个凡事看似破碎的网路世界里,竟然意外有了市场,美国新兴的Huffington Post就特别开闢名为Highline专区,经营深入报导的长文章。

「我们儘管被资讯给淹没,却仍旧渴望智慧」──关于知识、媒体与
美国媒体Huffington Post所开闢的Highline专区|图片来源:Huffington Post

在这个快速成长的新媒体生态环境中,我日益感觉,人文与社会学科的研究者有大显身手的空间。美国学者E. O. Wilson曾说:我们儘管被资讯给淹没,却仍旧渴望智慧。(We are drowning in information, while starving for wisdom.)当每个人都可以在脸书上信手丢出一段资讯或一则评论,资讯会越来越廉价,评论也将越来越不值钱。相对地,经过疏理的知识,具有证据支撑的扎实论点,头尾完整的叙述,更显得难能可贵而能彰显其价值。

正是在这样纷扰的新媒体环境中,我相信受过人文社会学科训练的人,将会找到新的舞台,可供挥洒。其实,一位研究生花了两三年的时间钻研某一题目,不是很类似时兴的慢新闻、调查报导吗?

我因此想起了当时那位苦笑的日本老师和他的疑惑。又想起另一位历史学者Robert Darnton讲过的话,他说:历史学者应该成为文化的中介者(cultural mediators),因为需要有人去带领大家认识这个世界和他的过往。[2]

我也是这样相信的。新的一年,或许这是个值得继续努力的目标。

附注

[1] Jonathan Zimmerman, “Across the Great Divide: American Historians and Their Publics.”

[2] 请参考网址:History Professor Caroline Winterer speaks at Harvard on the Future of the History Ph.D


相关推荐